毛泽东在他执政的巅峰时期，即解放以后，他在有一次对许多干部参加的大会上侃侃而谈干部怎样履职时说：我们的干部在今天执政的时候，可以说是吃行政的饭。这种饭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太平饭，干好干坏都能吃饭，工资月月发，不用发衣食用度的愁。可是在参加革命前吃的什么饭呢？靠什么吃饭呢？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他并没吃政治饭。从读书起，就要考虑成人后的吃饭问题。后来他考上了香港的一所教会医学学校，想在将来当医生，靠给人治病来解决吃饭问题。我毛泽东还不是一样，读师范，就是为了做先生以解决吃饭问题。至于后来靠上了政治，才转行吃上了政治这碗饭。鲁迅先期到日本读的是西洋医。不也是为了解决生存所需的吃饭问题吗？他后来转行是由于资本，真本事积累的厚实了，加上时势的催逼，才动了换饭碗的心思。鲁迅回国后先做了几年老师，吃的是教育饭。各方面准备的充足后，就上了一个台阶，才吃上政治饭。后来独立出来吃了文章饭。人，无论干什么，都要干的出色，各种饭碗任由你选，靠的是真本领和实干精神。不这样，政治这碗饭就难以端牢。
他还说：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当干部的不想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是失职。怎样对得起人民群众？并意味深长的说：“过去我们什么都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1949年7月9日《依靠群众办好铁路事业》）“自由是人民争取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论联合政府》）言下之意是说政治饭碗不好端。他老人家对走错门的干部批评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面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1943年11月29日《组织起来》）”意思是说要加入组织，就得当先锋，接受锤炼，要么别端这个饭碗。吃组织饭的人，就必须干活。想当混混，白吃饭门都没有。
由于中国二千多年的农耕历史，人们的抗灾能力是最极其薄弱的，甚至是十年九灾，可以说中国人始终被饥饿所困扰。侯寨村从明末建村以来就是在与饥饿抗争中成长的，土地十分贫瘠，直到人民公社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亩小麦，才打90斤左右，玉米（小籽黄）只能每亩收获7-80斤的样子。按当时人的食量，一年每人需要吃700斤粮食，尽管当时人均近4亩地，但它的产出远远低于需要的数量。一旦遭遇旱、涝、蝗虫灾害，土地几乎绝收。解放前遇到过，1882年、1942年两次绝收。所以侯寨人把它简称为“年景”。然而聪明的侯寨人，抗灾减灾的办法也十分精道。利用庄稼、果树的反灾性，而多选择逆向种植方向。如谷子，就被称作铁杆庄稼，一遇旱灾，谷子却能一枝独秀，籽粒特别饱满。还有大量种植枣树、柿树、梨树和榆树，在大旱半年的民国三十一灾年时，老弱病残的人都能靠这收成维持生命，以至于不被饿死。当然年轻力壮，能走动的人，就可以逃荒到陕西一带奔个活命。正常年景侯寨人常常是半年糠来半年粮，俗语：“能叫稀溜溜，不叫断了粥。”还说：“让别人吃了传名，自己吃了填坑，吃得再好，反正别人看不见。”在豫东大平原有50-60亩地的户，掌柜的绝对是好酒好肉，白面馍。在侯寨就不是那回事儿，我的五爷全家60多亩地（土改划为富农）家中仅有三口人，并雇了两个长工，干活的长工常年是白面馍白面汤。而主人的五爷三口人却只吃黑面馍红薯汤。农忙时节，往地送给长工的是葱油大饼加鸡蛋汤，还显不恭，又炒肉炒鸡蛋。五爷一家的饭菜一律黑大粗。他全家所住的一所祖产青砖瓦房，一直住到1969年水库移民搬迁，房子还是原照九归——老样子。富农都是这个样子，可想而知贫下中农的饥饿状况了。在世人眼里最恭敬的问候就演变为：“吃饭了没有！”的礼节。
上世纪90年代，相声职业艺人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为了给重病住院的父亲一个惊喜，将其所参演的《编辑部的故事》的视频，拿到医院放给父亲侯宝林看，侯宝林细细地看完后，并没有对儿子侯耀华褒或奖，而是认真地说：“今后饿不死了！”
从民国时代煎熬过来的老一辈艺人认为，习艺卖唱之路大多很艰辛，如没有赢得观众的真本领，得不到市场的认可，是很难吃上这碗饭的。著名豫剧名家常香玉，她就把戏看得比天大。什么是天：民以食为天。越调戏剧演唱名家，毛爱莲在电视上谈戏剧人生时说：“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都其实是在选择人生的吃饭问题，都是让吃饭这一难题给逼出来的。谁愿意做戏子。旧时代，一旦进入艺人这一行，连姓氏都得改，直到死后族人决不许艺人进祖坟。唱戏的入不了‘三教九流’。社会主流意识，只给戏子们留下一条路，那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当时全国唱戏的多是男人，京剧就出了个男扮女相的梅兰芳。女孩子一进入此行就受人鄙视。”
侯宝林说儿子“今后饿不死了”，从内心说这是句大实话。当今之下，何尝不是如此呢？在经济社会的丛林法则下：适者生存。谁的功夫不到家，在人生的任何舞台上，就难以立足。如何以真本事谋生，吃上一碗生存饭。对谁来说，所谓的爱岗敬业，以生存的意义来说，爱岗敬业也就是爱自己的饭碗，敬自己的吃饭门路。
作为一个蚁族之一般的人，如果在一个时段没有一个岗位，那么，你的这个时段，可能颗粒无收。已有的财富就是付增长，。生活质量必然减损。在基层从业的草根干部和社会上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生际遇的幸运；这个幸运，不可能因为你当了什么干部而增加了什么真本事和知识含量，而高人一等，技高一筹，可以说这样的际遇仅仅是人生事业的开端，实际上你还是过去的你，本质上和以往的你没有两样。从职务上讲，你比老百姓多了顶“官样”帽子，戴上这顶帽子，至多是多了点压力和责任，如果不想责任，只要帽子，凭想当然掌权执政，权为己所用，利为己所谋，那一定要碰壁的。罗沟村的原村干部的下场就是这样干部的下场。
智者云：做百姓无须道理，那是循规蹈矩生存活着的需要；做官是一种道理；图的是名扬四邻，泽及乡民，是一种徳善弘扬的义举。私惟私利、唯利是图，唯己之微微，而举权相搏、坐权为私之中心，以公权之规矩立方画圆，拥公权而窃利，捞利财而肥己；并立于名之巅沽名钓誉而奴状，从而在昏庸中，浑水摸鱼；明面上刚刚具备一点公正样子，言行举止就骄纵自大，甚至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忘记了为官立名之信誓：官吏不应该贪财，远离美色，辞别小人，专侍正义之能就要狎侮傲凌，故意作恶；对民众怠、对自己惰、对岗位懈、对事情慵、对组织离。这个作派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万物相安于知足，灭亡于贪得无厌，”的至理。如此做官为人所顺从的是一种恶的欲望，在妄图达到人上人而攫利于“名利”双收的欲望下。忘却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古训，清朝的宰相重臣和珅，将名与利玩味于鼓掌之中，可谓是：天作地和，天衣无缝。得意了一阵子，后被凌迟，当下的徐才厚，郭伯雄，陈希同，事前一路春风得意，浮财论吨计，美女以群算，一旦失算，一股廉政之风吹来，高官厚禄这碗高级金碗、银碗、铁腕是端不成了。监狱这个馊饭碗，黏住了双手，摔都摔不掉。
“草帽”民选官怎么了！那权也是真材实料的行政权力。权利人一矣越规超线，就是公权自用，所得之利为不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给高层的贪腐者安了顶帽子叫“老虎”；给基层民选官员的贪腐者戴了顶“苍蝇”的帽子。“老虎”吃的是连骨带肉不吐渣，“苍蝇”更恶心人，虽处于百姓之中，自当百姓事，本为布衣而幸得“小芝麻”位，却不能守心，守志、守位。在群众监督不敢，本级监督乏力，上级监督太远的缝隙中，揽权抓利，而是在不享不哈中，悄悄地伏在集体肌体上，吸财窃血；如广东深圳一城中村原村主任，自以为身披袈裟之正统唐僧，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对抗村民，组织家族帮，合着伙的骗财置产业。做大做强，俨然一副土皇帝坐派；结果，不是像资本家、地主用资本和财产力去剥削农民，而是对农民实行剥夺；资本家，地主是将本求利——叫剥削，而这位村主却是把一个村几十个亿由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连根拔除，拿到自家手中。这叫什么呢？叫剥夺。所以说苍蝇的作为，是无本万利的营生。“苍蝇”和“老虎”相比；一个人从基层干到高层，需要付出一生的精力和毕生的心血，规避了无数升职的政治风险；苍蝇则是凭着小智慧小机遇，纵身一跳，上了政治舞台，可以说付出不多，投资的成本很低，几乎不存在晋升风险。所以说叫一本万万利。广东这客，估计至多比百姓多了一块党牌，一个民选的跳板，随着地位的稳固，逐渐其私欲膨胀起来，在鲜花、奖牌、掌声簇拥下忘记了自己是吃行政（服务）饭的人，声娱酒色，钱财利禄、名誉地位、安逸、骄奢享乐、恶念积累成疾，整天沉迷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之恶念中，难以自拔。久而久之，远离了利公君子之正位，做了个小人、势利眼之徒，如苍蝇嗅屎一样，蜂拥围堵，沉疴积成山丘，最终演化成寄生于集体利益体上的剥夺者。后次终离了行政这个饭碗。
苍蝇也好！老虎也罢！作为一名望名举善的从政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权利总有穷尽的时候。秦始皇威力大不大？大！威震四海，天下归一，中国全姓了一个秦字，车同轨，度量衡，文字一统，一反对，就埋儒，一坑五千，你说吓人不吓人。可以说秦朝的饭碗是铁打铜铸的。不信，请看被发掘出的秦岭兵马俑，就知道秦朝的威力。秦王连死后的饭碗都是固若金汤，但为什么会受制于匹夫（百姓）呢？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威被摧枯拉朽，什么饭碗，也经不起百姓的敲打。所谓匹夫，就是天子依仗着民众而形成自己势力的依靠。为什么昔日的依靠，而又被这种力量所吞噬呢？道理很简单：鱼儿离水，活的了么？势力场中心的人，往往在无知无畏中，麻痹了，得意了，疯狂了，忘记了南阳内乡县衙门楹联那两句话：“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所以聪明的行政人，千万别势利眼，眼中的花丛往往是陷阱。自己以为这个人是你圈子的人，那个是你团伙的人，说白了这些人一个你的人都没有，只是看准了你手中的权杖，一个靠不住。金饭碗、铜、铁饭碗、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呢？是权者为之民心，心田正，才能生长出善果益禾，饭碗中才能盛出有营养的饭菜。简而言之，施恩泽于百姓，即便在淡薄的世道，身边也会出现挚爱心腹；急了就怨恨于民，看谁都欠执政者，看谁都应是进贡上香的欠债人，抱着无利不起早的恶念，见谁都是外圆内方的铜钱，给钱就办事，无钱不办事，钱多乱办事，以营私舞弊为能事，千方百计往“钱”赶，搞亲亲疏疏那一套，排斥异己，打击团伙以外的人，想方设法聚团伙，彰己之势，不惜金钱拉一帮，沆瀣一气，未雨绸缪，待机登高，其实错了；心比天高，才比纸薄，这都是怨恨凝结的所在。如此心生的不当之恶念，最终亲朋好友也会转化为仇敌。林彪反党集团，所谓联合舰队所做的“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谐音）一遇正义之礁，立即土崩瓦解，当一个邪念的人盯住旁边人时候，别人也一样盯着自己，当你把别人当作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别人已经把你当了一个棒槌去对待。
因此可以说干部虐待百姓的时候就是虐待自己，当干部在聚势，又无端排挤别人的时候，就是在孤立自己疏远他人。爱护他人（百姓）就等于爱护自己。看一看邻村一个个败北的村官们，历史的前车之鉴，而连篇累牍的纪检查处名单，又复碾前辙，真是太可悲了。
有人不信，依然我行我素，都是心存侥幸的心理所致，不信“张和尚李和尚，保准轮到自己头上。”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心存“不信我能中靶！”忘记了“虻虫飞过还留影”的警示，一味凭“鸵鸟扎沙”的拙笨之伎俩，做掩耳盗铃的恶事。十二个早拆迁村，哪个涉贪的精明人，比我们谁傻呢？我想在局子里是卖不了后悔药的。伍万元加两条中华烟，三年住监。老人讲：“利是一把刀，杀了自己还说好！”列宁讲：这是青春幼稚病。我说，病的还不轻！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异想天开害死人。
基层人干行政、政治这碗饭不好端。说的是谁糊弄老百姓，谁谋私、徇私、捉住权把为自己，那是当不好干部的。有人会当好，新乡刘庄村的史来贺，濮阳市小辛庄的李连成，新乡县的吴金印都在行政上干了一辈子，是，他们受了不少屈，承受了诸多苦难和艰辛。但后来得到了善果，他们在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的践行中，他们所领导下的百姓，业已率先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样的干部还有担心端不牢政治饭碗的忧虑吗？有人不是在“三严三实”上做足群众功课，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有人不是，而是，“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的，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口头上也说尊重党，但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这些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有些人为什么整天总是猴急猴急地，把着眼点总是放在三年民选拉票心态上呢？无论贯彻，执行各种各样的政务，总是想方设法，将政府下发的公共利益，重点全倾注到亲者身上。目的就是一个，为拉票做前期准备，拉团伙、拉帮结派的不轨行为也是这个目的。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想尽办法给予抹黑。他们对集体组织的事业并不上心，对自己未来地位却关心备至。凡不是圈内、帮派内的人和事，一律拉黑。并企图斩草除根或排挤出去，致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人心中，错的也是对的，恶的也是善的，即便是对抗组织的负能量，也涂上正能量的标签，力图把水搅浑，为的是谋取不当之利益，索取为私之更大的权利。这些人表面上看道貌岸然，像模像样，骨子里就是集体组织中的蚀虫，在重大利益再平衡的拆迁过程中，他们的丑陋嘴脸暴漏无疑。罗沟村的前村长按宗派，以亲划线，同等条件，远的，非亲非故的，不收黑钱，也不给划院。亲朋好友不该给的，只要给黑钱一律放行，紧着快着马上办。结果，闹得人心鼎沸。人心思乱，全村怨声载道，最后，天怒人怨入了邪道，走上了不归路。看样子是吃不成行政这碗饭了。
人在一生中触犯法律，开罪公众是容易办到的，而在短短的执政中不违背规矩，不越红线却很难。干部的可贵就在于不违背公平、正义而已。凡是取决于自己的事情，都是由自身的修养品质决定的，而取决于命运和他人的事情，都是由外界决定的，上了这山望那山高的权欲者，“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误了卿卿性命。心性无，强求拔高也枉然。”不是你的，要也难得，是你的不求自然到。我党历史上的张国涛争当领袖，走向反面，当了国民党的马前卒。
“风行于天，地应于行”。侯寨社区党支部、管委会为了落实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指示精神。努力把侯寨党的组织和社区管理组织打造成更加坚强的“堡垒”和服务群众的一线前沿阵地，乘势而为，积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名党员、每一个社区干部，积极主动购置，分发了《习近平系列讲话摘编》、《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纪律条例》等书籍。并在4月和每周《工作督导例会上》，党支部书记强调说：“侯寨社区三委组织，是党和党领导下的最基层的依靠对象，是党组织的细胞。只有保持最鲜活的主动性，党的组织才更坚强有力量。但是由于各种私欲的诱因，和居住松散的客观情况及市场的诱惑力，侯寨的负面影响，不亚于其他相邻的村。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换了马甲而置群众利益受到了不同的伤害，不正之风仅仅被遏制住了势头，依然存在与党离心离德问题。所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整治不正之风十分必要，更重要的是如果基层党员干部搞贪腐，相比党的高级干部搞贪腐而言，对群众损害度更直接，更能引发身边民众的受痛度，危害反映则更激烈。例如解放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败丧权辱国最多一走了之。但一个下层的保长在乡里作恶作福，横行乡里。一旦遇到沧桑巨变，他们是没有相当财力可借助，只能做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替罪羊。例如：旧社会郭彭嘴河东村的郭嵩山，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保长，县游击队大队长。也抗过日，也和解放军做过对，期间，他和他带领的属下，做过许多伤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如，执扙国民党的威势，滥杀无辜，强奸妇女，乱摊派军粮，鞭打民众。后，蒋家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舍国逃岛。而身为下级军官和保长的他，他却逃不出去了，做了巢覆下的卵，他就没有逃命的幸运。”土改工作队一来，他成了人民政权掳杀的直接对象，受害百姓当事人，一诉苦，他成了吃正义枪子的货。其妻子与两个儿子，在几十年里一直受着“镇反”家属的背害。大儿子、小儿子为此，直至三十岁改革开放时，才实现了婚娶。他的原罪直接危害了三代人。所以说，尽管我们在端上正义、正当的饭碗后，应当严格按党的要求和纪律，依纪行事，依法行政。舍弃了党的规矩，放弃了组织利益和组织行进方向，自以为是，脱离了执政为民的宗旨。那么尽管你披上了光彩的外衣，哪怕那个外衣再炫丽，但干的是以权谋私，出格做事，那么你的行政饭碗也就端不成了？不仅端不成，相反，就成为党的敌人，百姓的罪人，家庭的叛逆者。”
书记说：“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周边的十二个村子的一些干部能人，一遇拆迁，就忘乎所以，面对无偿送到手边的巨额财富。迎来送往，喜从天降。拆迁过后，悲从喜来，被绳之以法，走上了痛苦悲哀人生。“两学一做”，学习党章党规，学习习近平一系列讲话，做一名合格的党员，队伍整齐了，思想觉悟提高了，侯寨社区的战斗力、凝聚力、号召力，带动力有了，各种不正之风也就没有藏身之地，我们集体组织的目标，实现起来，就会更加顺畅，前进的步伐就会加快，行政这碗端起来也就更加稳当。”
社区主任讲：““两学一做”是党对我们基础组织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党要管党，党要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要求，“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会停止。目标会丧失，力量也会化为乌有。”做草根干部的我们，本来就来自于基层，世界观就沾上许多问题，更需要接受党的思想改造，又时刻面临民选的考验，更需要严格要求自己，按规矩办事，离开党的约束，有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岗位......”
郭铁汉文
2015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