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人来说，主观以外的环境都是客观的形势。对于一个领导者而言，自我意识以外的人和事、外部的事物、认知的未认知的，即存在的东西都是外部的形势。形势指的是除自我以外的存在物。通常的形势是指有利于个体（自在的自我）生存，施展本领的有利因素；还有不利于自我成长，施展本领的因素。两个因素相加，就构成了一个人需要面对的实质性的形势问题。如果一个鸡蛋，想要实现变革，成为小鸡，它除了内在因素外（这一点被称作基本的、决定的因素），但离开适宜的温度，蛋变鸡的外部赋予的是环境，即是最适合的温度，也实现不了蛋变鸡的质变的可能。所以说，蛋可以变鸡，石头却永远变不成鸡，因为这两种东西本身就有质的不一样。历史上刘备可以由一个编草鞋匠变成一个君主，而同时“桃园三结义”的关羽，张飞，就不可能成为和刘备一样的一代明君。从刘、关、张三人出身看到，他们三人都是苦出身、小出身大体差不多，但三个人后来的成长大相径庭。刘备做了明君，而关羽、张飞只可为士或将，也就是说“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刘备是使用人的人，而关、张是被使用的对象。
为什么？人是多样性的，这和大自然中的万物一样。如金银铜铁五元素，排序，排在第一位的黄金，被使用的价值最低，而铁使用的价值最高，也最普遍，最广泛。但却最不值钱。人和金属、树木一样谁数量最少，谁就越金贵。。人也一样。这一现象叫天然属性或先天禀赋。也叫物质（生命物质）自然属性。领导者与普通追随者或普通大众存在特质上的差别，构成了领导者与民众的，质的差别。
也就是说，同是一个鸡蛋，有同样的生理生命，在同一环境里，有的就成了一直健康的小鸡，有的就会成了普通的小鸡，有的成了不出壳的坏蛋，连生命也长不出来。这和金属一样，先天性的差别，决定了他的天赋品质，互相之间没有可比性。
人与人也是这样的。刘、关、张三人中，刘、关、张都同时同样经过相同的艰难曲折的历练，一同经受过战争血与火的考验，所受的灾难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刘备可以成为明君，而余下二位只可为将士。什么原因呢？
天性禀赋是一个人走向的关键因素。刘备常想的是普天之下，他、才有这样的报负，胸怀和追求目标，而关羽、张飞没有，他们俩心中所有的是兄弟三人的抱团利益。关、张只维护“三人小集团的利益”。两人所抱的最高理想是哥哥刘备好，我们三人才会好的仁和义的道德观念。关羽、张飞只忠于刘备。别的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而刘备不是，除了顾“三人”小集团外，他的重心是关注的天下苍生的安危。可以这样说，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刘备，一旦脱离了这一主线和目标，他的人生道路也就到头了。当然这与他的天性秉性有关。胸怀天下，悲悯苍生，是他有别于他人的最具优势。
刘备没有什么能耐。不会打仗，不会武功，更缺少谋略，遇事不能快速决断。执行力，行动力欠缺遇事优柔寡断，多次遭遇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危境之中。如被曹军追的无路可走。只得落荒而投奔襄樊的刘表。刘表容不下他，被派到新野拒曹。除了御敌的二将关、张可用外，谋略他是很欠缺的。打一仗，败一仗，失利一次。无奈才有了《三顾茅庐》的佳话。俗话说，缺啥补啥，缺谋略缺智慧的人才能放下身段，不耻下问。下问是指有需要或急需构成的意愿。没需要“不耻下问”没有意义。
在三请诸葛亮中，诸葛亮不闻不睬，佯装不知。刘备求才急切，却能耐住性子，不温不火的。而张飞却不耐烦了，一请诸葛亮时，张飞急的团团转，不安生，二请时，等得不耐烦时，出口不逊，张口就骂。三请时，张飞性起，非要进院子，把诸葛亮给揪出来，揍一顿不可。关羽也烦，只是不语，比较理智，并制止劝阻张飞的鲁莽行为。
“三请”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目标不一样的境遇情况下，立场是不一样的。刘备此时思贤若渴，皆源于他胸中的大目标，而张飞、关羽的目标可没那么远大。他俩的目标和胸怀仅是哥仨好。这就是领导者与追随者的不一样，一样，他们仨也走不到一块了。“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人行必有其主”。由此才构建起一个战斗堡垒式的利益集团的核心力量。才能担负起应对形势，适应形势，造成小气候的情景了。
在基础创业、建业的条件和基础上。唯有具备了这样的核心，尽管这个核心人数极少，但只要方向明、决心大、勇气足、变革的方式方法适宜，符合历史潮流，就能取得骄人的业绩，创业就一定不再话下。小而精，小而强，小而坚，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小的事业做成大的事业。这就是“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真谛所在。什么是真理呢？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意识思维的方式方法和规律就是真正的道理。进一步说就是实事求是。认识外在世界和主观世界当然是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其规律性，特别是对大局趋势的明晰这一问题上的学问，也只能为极少数精英、智者所具备。这就是领导者的特质。世界上做对的任何事物的预知都是由先知先觉们首先发现。尔后在智者的启发带领下，将目的变为现实。从这一点而论，古今中外，凡是成就一番事业的概莫能外。
习近平在青少年时代，从14岁初中时，就被“上山下乡”运动逼到了陕北一个荒凉穷困的黄土高原上，实实在在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他一样命运的人很多，但一些人是在怨声载道的不甘心中混过来的。但习近平却不是这样，他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主动接受，自愿吃尽人间苦，方为人上人。我想这就是他卓尔不群的特质。一干就是七年，在吃水下山挑，吃粮用肩扛的艰苦岁月里，任劳任怨，他的特立独行的行为，感动了群众，也引起了大队干部的重视，被选为队长，副书记。这个过程中，他肯定是一个爱劳动、爱学习、联系群众的好青年。从此在这样一种不为知青所齿的恶劣环境中，他心甘情愿的把恶劣境遇当成磨练意志，锤炼心性的大课堂。从而奠定了他最为天下先，愿负天下人的气质的胆略和气度格局。后次他无论是做公社党委书记或是担任县、地区主官，他都能够游刃有余。说明他对人生成才之要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懂读通了两本书，一个是理论这本有字书，另一个是实践这本无字书。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大器晚成必有基，才能有源必自出。”你看他今天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早期的《摆脱贫困》就知其成长之初了。一眼纵览全书，让人明白这些厚重和所著哲理，绝非麾下秘书们所谓神来之笔。如，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常说“大河没水，小河干”这句话是规律的悖论。习近平讲：“小河有水，大河满”。这样的符合实际的论断，若是一个没有对历史认真探索、感悟的人，绝对概括反证不出来这样反证的。在民间的智者，是这样反证的：“小河没水，大河干”就没有习近平的格局更适合时代。因此说：即便随着职务的升迁，秘书成群，秘书们无论怎样控空心思，也辨不出这样的辩证哲理。
此类例子在我党历史上也不乏前车之鉴。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想利用国共和谈，唱一出假谈真打的把戏，蒋为了证明他更比毛泽东具备领袖风范，就拿毛泽东所写的诗词《沁园春》‘雪’说事，去证明自己的伟大。于是就招来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比照毛词作诗词，结果，他不看则已，一看那帮文人都是写的附庸风雅的屁话。立即下令撤销了与毛比诗显摆的念头。
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肚里没本，难下清水”，当一个没吃什么干货的人，怎么能喝下诸多水呢？两个故事在证实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愿终生做干部的人，不靠自己“打铁仍需自身硬”，而是依赖秘书提出治国理政的谋略。只能是饮鸩止渴的断政庸政的不作为。陈希同就是一个党干的反面标本。他主政北京市委工作就是依赖所谓的铁杆秘书王宝森。结果在照本宣科中，迷失了政治方向。
可以说凡致力于人民公共事业的人，每一个都不是靠这个又靠那个成就一番事业的。首先，吴金印，不是，史来贺，不是，李天成更不是。焦裕禄，雷锋是吗？小到一个家，大到一个团队，其主要责任人都不是这样。只有现实的祥林嫂是，什么样子？丈夫死了，自己也不怎么样，总想谁都欠他的，见谁都是一句话：你欠我的。
当然不是说一特立独行就不虚心向别人学习了，自高自大起来。相反，毛泽东在写文章时，就拿了其秘书田家英的两句话，作为警句：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当他看到田家英笔记中有这两句话，就立即拿来使用。
历史弄人，也造化人。可以说领袖的著作都是他们用自己的笔，亲自书写出来的。今天在周例会上党支部书记就说：“电脑是现代化快速书写工具，但却不能激发出人的灵感，要想厚重和凝练、严谨，村组干部还是不能依赖电脑这个现代秘书的。”
2016年1月18日社区召开了周例会。在会上党支部书记就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确定了下一步展开“农改股”的改制工作，以上是他们所阐述的基本道理和应遵循的对时代“知与行”的哲学辨析。他强调：“要达到目标，没有途径是不行的，这就是理论和实践互联互关的道理，单拉车，不太头看路，容易跑偏，单学理论，不结合实践，就会让经验主义，本本主义框住人的视野，就要天马行空，不接地气，容易钻牛角尖……”
郭铁汉/文
2016年1月1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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