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在满清王朝现将灭亡,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时喊话:民主自由之洪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话在社会剧烈变革的关口,号召并激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而奋起,使无数英雄为之前赴后继。叫统治中国四百多年的清政府大厦顷刻坍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他大声振臂高呼:“帝国主义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封建主义不要怕,死人不要怕,鬼神不要怕。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人民者我们的人民,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经过27年奋斗的浴血战斗。终于夺取了人民政权。这就是历史的潮流,这就是历史的大趋势。
春江水暖鸭先知,报晓天明雄鸡鸣。
智者预知,平者后晓,庸者后为,糊涂者被夹裹,逆者必死。
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大趋势?历史的行进不是按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由发展的需要而被驱动的。是什么使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说是生产力的进步,才是生产关系构建的前提。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简而言之,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历史的演变和前进。因为新鲜感和好奇欲望,引发对商品消费。使得创造的产品,最终被使用消费。从而实现商品的贸易与交换,在人与人的互利中取得财富积累,实现了民富国强的最终目的。这就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在资本动力的推动下,历史潮流和趋势就这样自然形成一种潮流。当然这一主流潮流与王朝更替潮流,只是相关,却不是决定历史行进的动能因素。例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期间不知发生过多少王朝变迁,但他们却难以阻挡住人类历史各个时期的发展和前进。
时代造英雄,英雄引领时代。但人类历史绝不是少数英雄可以任意支配的。例如法国出现过路易王朝,由于不思改革,后被法国的拿破仑王朝改朝换代。拿破仑皇帝凭借雄心壮志,意气风发的胆略,试图占领东欧,结果遭贬谪,成了一位失败者。清王朝前后统治中国400年,由于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在资本大行于世的大趋势之下,仍然不思进取,不思变革,使国力衰微,民生凋敝,而引发人民革命。
凡是能够引领先进生产力的革命集团,总能顺应和适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他们每一次革命,在革命前是积极进取,努力鼎新的,一旦政权稳固,由于创业者,人亡政息,后继者之所以养成懈怠享乐平庸的意识是因为不思进取。此时,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不可一世的,但从骨子里已经腐朽透顶。外表的样子很可怕,内中已是病入膏肓,加上一支独大的外强中干,这样就难实行有效的自我修正和修复。终了,只能由新的革命力量所替代。这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的江山才人出”的不可逆的大趋势。
苏共,在其推翻沙皇统治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前后一个时期是革命的,代表着生产力的潮流和大趋势。后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就和先前不一样了,这个表面上的“公仆”集团,已经蜕化成了和原先沙皇一模一样的“主人”了。一方面他们依旧拉着共产主义的大旗作虎皮,而私下里变成了一群享受社会财富的特权阶层。此时,由于他们口头上说的和实际执行的,成了两张皮、扭曲变味的新贵即得利益藩篱。此刻,仍然拥有一支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使下层劳动人民丧失掉自己的诸多的正当权益而产生剥夺感的,这种感觉起先只有少数,后次随着事态的恶化蔓延到所有公众。剥夺民众变质的政权,最后失去了民心,合法性也随之丧失。此时苏共及所属官僚利益集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了。毛主席在延安时就对党政军各级干部说:什么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什么力量也打不破,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后从重庆来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共产党一旦夺其全国政权后,怎样才能避免水覆舟的问题时,毛主席斩钉截铁的说:“民主”。言外之意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来监督,修正我们前进发展中的错误。真的吗?后来“三面红旗”、“文革”、就没有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的方式去纠正领袖头脑发热而造出举国的艰难和曲折。还是邓小平这样伟人出手,中国历史运转才得以回复正常。
台湾龙应台女士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概括,应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当一个民族正处在农耕时代时,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不可能悬空的存在。即便是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也不可以超越历史阶段性的局限,因为历史和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上的汉刘邦,明时的朱元璋,宋时的水浒水泊梁山好汉、唐代的黄巢起义、隋朝杨坚、民国时的孙中山。孙中山不可谓不是天下为公的圣人,即便如此他领导民国革命首创推翻了帝制,当他主张定都南京,自己任临时大总统时,一矣遭袁世凯的反对,他依旧心存公念,拱手将最高领导权让出,给了袁世凯。尽管当时就遭革命党人的坚决反对,但他不以为然,说:自己是否当总统并不重要,只要坚持三民主义的国体,坚守建国大纲,走人民共和的道路,谁当都一样,孙中山的胸怀格局可以说毫无任何私心杂念。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新瓶装旧药的封建官僚管理模式。甚至新政权比旧政权更坏更乱,即便是孙中山亲定的三民主义政权接班人蒋介石也好不到哪里去。历史告诉我们,在历史依然停留在农耕时,绝不会生长出超前的意识和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也明晰了这一点。他说: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社会基础上的(物质经济)产物。不可能是别的。因为马克思所推断的未来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而不可能是少数英雄的主观臆断。当然邓小平依据中国现阶段实际创制的一国两制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有一个影片名叫“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邓小平伟大之一就是提出:“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意义非常重大,非常符合中国实际。邓小平常说:不争论,先摸着石头过河搞建设搞改革,先富起来再说。中国经过三十五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13亿人口,已有一半人口已融到私有、个体、家庭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中,使得中国经济总量排名第三,引发了世界人们的关注。农业、农村、农民虽然是个体经济建设的短板。党中央提出在未来五年使少数贫困人口,少数贫困地区赶上来,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的两个100年时,基本上人均经济可支配收入赶上或超过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上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
侯寨社区目前正在面临这样的趋势愿景下,赶上的是大都市迅猛扩张的势头。无疑是机遇更是最强烈的挑战。尽管广大农村面临着:宅基地和承包权的“两权”确权的机遇。但侯寨由于是大都市的近缘关系,只能面对合村并城、城镇化这一特定境况。可以说是好事,国家赋予的三项红利,侯寨人占全了。应该说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喜事和好事。藉此,要参与新一轮城镇化合村并城,亦是一次难得的幸运。当然贡献是第一位的,就故土难离的乡愁情感而言,也应是一种吃亏。本来是千百年由祖宗传下来的基业,一下子将化为乌有。无论说什么从思想的底子里来讲,许多人难以接受。精神寄托这种东西,舍小家顾大家的原住民而言,绝对是损失伤感。唐代《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在他贬官回乡时,他首先想起的不是官场得意的奢华和威武,更不是为官一任的极尽的荣华富贵,二是推开柴门后,进入眼帘的是他曾经为功名而苦读寒窗下的一间,手可触顶,步可丈量的斗室土屋。他说:“陋室虽破旧,甚至外人看不上眼,却寄托着自己人生辉煌前的苦难情思。苦难的记忆最容易深刻于心。容易的东西,享乐的东西若浮云轻纱最记不得,所以说苦难是人生成长的支撑坚实。拆迁竟意味着丢失的是乡愁的根,怎么能让侯寨人不去牵挂珍惜呢?除非是铁木心肠的石偶。
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大趋势也一样,对乡村升级到城镇,这个宏观趋势,总的来说,是一个利当下,功千秋的了不起的转变。相对于宏观的微观地域,无论以那个方面说,不能是出门拾个大元宝的美事。因为侯寨要承担起,以出让土地资源,房产资源,生产生活场地为代价的一种交换。并且这一交换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协商的余地不大。这一态势就构成了强与弱的关系。“统一”成了主角。服从变得十分必要,舍小顾大家是城镇化这一趋势的必然要求。要不然就会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谁说侯寨的农民一经拆迁,就要变成了千万富翁,我就跟谁急。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来侯寨观光的城里人说:“侯寨老土们快发达了,听说一农民一拆迁就富得流油,住高楼享清福,也用不着掏几十万买一套房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想来想去就搭讪说:“老大姐,我是大老粗,说错了千万别在意。”她点头应允。我说:“咱是同龄人,六零年,你们的家院里有一个人饿死没有?你们列车段有没有一个家庭饿死过人。”她乐呵着说:“没撑着,最小的孩子也有国家供应的粮食。”我说:“是,但农村三年大饥荒,逃荒的逃荒,到什么地方讨饭就一句解说词:“郑州的大爷、大娘!给口饭吃吧!”这是精明人的出路,老实人就没这么幸运了。80多口的小村子,四奶奶饿死了,四岁的邻居郭良善饿死了,元林叔饿死了,郭金钟树下拾了一草帽枣,被抓住,被队长扬言要批斗,吓得跳崖死了,郭天增老婆饿得整天晒太阳,抓虱子吃,边吃边说:“你喝我的血,我吃你的肉。”后也饿死了。你们城里人也遇过这样的事吗?您光看见今儿个有了这点蝇头小利,就红眼。当然你们在工业上比农民生产的价值高,生活也紧巴。但总之和农民之间比,那就是天堂。要说今天改革开放,城镇化农民得以进城住上了楼,你们就害眼红病。当时,您为啥不和农民换一下位置呢?叫你们下一年半载乡,就叫苦连天十多年。人文作家王小波后返城写了一本为城里人下乡上山鸣屈叫屈的文章,并嚷嚷到死。(王小波文集)我们在“牛棚”地里刨食几千年,向哪朝哪代叫过屈。再说了。一个没特殊技能,没有一技之长,没文化,即使住进闹市的大厦,既住不起,也养不活,单水电、汽暖、物业等杂七杂八的费用靠啥去填呢?我有四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子女,靠读书进了城,许许多多家庭并没有我幸运,第二代、第三代并没有去读书上进,只能继续着贫穷。是一个院可以交换100多万元的价值,这能抵御今后生存上的生存风险吗?就拿我来说吧!一个月百多元的老农退养保险金,能生活的体面吗?大姐你要是愿意,咱俩来个互换,你把你的退休金和房产给我,我把我的院证和待遇全给你,你要是乐意,咱立马到公证处办公证……“老大姐却默不作声了。
设身处地的想,农民即便是拾了个大元宝,那也是自个拿土地宅院这个大头换回一个小头的利益。侯寨现有土地5000亩,有农户96户,人口3000人。按土地市场招拍市值应是多少个亿呢?这样算,农民沾了多少光呢?虽然农民是城镇化的最伟大的贡献者,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要是没有今天的大局大发展的要求,谁伸着头往城里钻呢?
话说回来,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平衡、不稳定的发展中的诸多难题和困惑。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是稳定的根源,也就是革命的根源。”这话有点偏激,但也切中要害。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论《农村治理危机》他在文中说:“村里是恶人,乡里是坏人,县里是好人,省里是亲人,中央是恩人。”这是他收集到的乡里俚语。一些部门在对待农民利益上,常常只打本位的小算盘,出现立足点上的偏差,事虽小,却往往让农民心寒。一些基层部门常常与某些利益集团合谋共生,脱变为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司法、行政等立场从不敢站在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制度就变为某个利益强势的私器,丧失了调节社会矛盾的应有公器性质,往往就幻化为虚设的“稻草人”,而失去公信力。邻村一拆迁,一个个主要干部就蹲了高墙。平时的变现可想而知了。乡村往往在“四自”中演变成“富人俱乐部”。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导致个人或少数人主张利益维权失语。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就会产生缺陷和不足。村中有两位已婚女子,因为要维护自己承包权,诉了半年,也未得到司法回应。户告集体似乎成了当下一道难题。
利益表达主体不成熟,农民是弱势,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互联互通行不通。弱势成因是:文化程度低,政治和法律知识少,阅历浅,经济无实力,承担费用难,普遍缺乏参与意识,小农自私性高,自主意识和表达意识欠缺既是出了一两个《秋菊打官司》的一两个秋菊,一旦碰了个灰头土脸。就自认倒霉了事。
再者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不健全,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分散、单个碎片化,不能使集体“发声”,以维护应该的合法权益。分散的个体力量,缺乏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很难形成有效的能量,去抗衡内外、上下的种种,新旧村霸、土豪或强势利益集团,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蚀。在新形势下的三十五年中由于新贵们靠钱权的合法或非法手段,几乎包揽了所有集体组织土地承包权。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中,一些人暴富了,一些人继续穷困着。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其主因还在于农民主体意识缺位。人们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集体无意识、集体麻木、集体漠视,公共资产的短见下,导致维权“失位”。全都“抱着天塌下来砸大家”的无所谓依赖思念。如此的公众不负责现象,使得“公仆”擅自“为民做主”的现象经常发生,给维权者“恶政”留下了越位、错位、乱作为留下可乘之机。所谓“自治”有时就成演戏,更多的是让别人观赏,而不是实际应用。
在此情况下,基层权力垄断成了新贵们,玩土地,玩组织,玩群众,玩舆论的拿手好戏。使得组、村集体经济始终处于“一穷二白”情况。一些人从根子上就对“对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不怎么感兴趣,一味坚守着:“村确乡,乡确县,一直确到国务院”的“土围子”自保心态。从来就不担忧什么富不富的民生问题。还要拿“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做幌子,为自己的暴富打掩护、找托词,忘记了自己党员干部的身份和职责。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农村干部失去了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被委托人身份,他们已羽化成自己代表自己利益的“独占者”。也演变成侯寨发展的阻滞者、绊脚石。他们不作为、难作为的资格,理所当然地被“海选”的发展大潮冲的无影无踪。
雾霾几时何,春风又度玉门关。从第六届选举大潮涌起时,一群年轻人举旗立志,挺立潮头,以敢担当、勇担当的气概,走上了带领群众志在侯寨这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的道路。虽然,今天已失去了往昔,土地、宅基地这两个“地”的凭借权力。但他们对侯寨的全面小康建设,并没有气馁和丧气。而是以进取搏击的战斗姿态,借此赢群众利益最大利益。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第八届村集体领导班子,为适应工业化城镇的新趋势。从素质教育入手,以培养党员、干部道德和社会主义觉悟为途径,去打造一份能为党的事业、群众利益而愿吃亏、敢吃亏的战斗队伍。去营造人心齐意志统一的一流工作团队,为迎接侯寨今后由形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做出思想、组织的可靠保障。为此侯寨社区党支部,管委会在连续不断地对党员、代表进行素质教育。
2016年1月10日召开了《侯寨社区1月份党员例会》,又在2016年1月8日召开了《群众代表第五次素质培训会》会上观看了北京大兴区礼贤镇因建北京机场而实施整村拆迁的视频。又学习传达了二七区政府办公室关于侯寨乡侯寨村“农转股”改制的乡政府报告的批示。还学习了《关于合村并城中规范建筑物的通知》。学习后党支部主要领导讲话说:“合村并城已成定势,这样的大趋势是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大局,我们作为一名党员,一位群众代表理所当然的,责无旁贷地去顺应这样的大势。当然这还不够,因为我们是党员、是干部,不仅要接受,还要适应在大势面前带领、动援、组织群众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至于早拆、晚拆,基层说了不算,我们的责任是,一旦任务下达时,由于我们的付出,而带来工作的顺畅。所以说干部、党员要在思想上先行一步,也就是说,在困难、机遇面前,我们才能荣辱不惊、处事不失态。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稳妥,以此达到上级满意,群众乐意,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大潮流中不翻船,不栽跟头,赢取侯寨更大的发展……
管委会主要负责领导说:“机遇和机会从来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设的。今天的努力和担当,那就是明天的结果,如果不去精心策划精准思维,从思想上打提前量,到时候一定会手忙脚乱,一事无成。”俗话说:“瓜熟蒂自落。”对于创新的新事物,就社区所有人而言,可以毫不避讳的说,都是生瓜蛋。因为谁都不是当干部、创事业的天生料。只有在实践中学,学后再去实践。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才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侯寨发展的规律和途径。说明白一点农民出身的我们,谁也不是先见之明的先验者,其实是一群被群众一时看好的凡身俗人。于此,应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敢于以科学的精神,务实的作风,使群众有所呼,我们就要有所应,一步步走着,才是一位称职的民选干部。要迎接拆迁,要实行“农改股”的改制变革。就要像党支部书记讲的:“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学习王进喜的大无畏精神,去担当……”
经过这两次会议,党员、群众代表统一了思想,一大家纷纷表示要形成合力,想往一处想,力往一处聚。坚决拥护党支部、管委会的决定、决议,推动侯寨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郭铁汉/文、图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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