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往往呈层级的，它的模型很像金字塔，上尖下宽。底层人数最多，上层人数极少，中间阶层人数比上层多，比下层社会少的多。社会呈现这样的层级形态。对于社会中的社区，单位，企业，也同样存在着金字塔的层级状态。这是社会学家下的定论。从人类原始部落结束后，就进入到了，金字塔形的分级分层模型结构。当社会财富产生剩余价值后，这样的层级社会就成了一种必然。特别是大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没有清除分级模型，相反，又对金字塔模式进行了充实和加固。除了无产者呈几何级增大人口数量外，上层特别是管理层也成几何级的速度在增加。也就是说，两个变量人口的增加，也预示着上层10%的人口拥有着80%的财富量，80%的人口却仅占有总财富的20%。可以说，无论什么制度的社会基本情况都不相上下。
历史上许多政治家，深谐其中道理，并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卓绝的革命行动，以期推翻、改造这一阶层模型。例如，明代的李自成农民军利益集团。清中期的洪秀全旗下的“太平天国”的利益集团，都以替天行道的名誉，去推翻阶层这个模型，再行建立耕者有其田的均等化，平均主义的社会。孙中山先生也是这样的。实事上，美好愿望，根本就变不成现实。当李自成做为义军的首领时，其义军内部就产生了不同的分歧，张献忠就干起了占山为王的勾当。洪秀全所率义军中出现了分裂。在八王中争夺第一，并要抢班夺位。有许多历史学家都对起义军所要求的平等、民主，而各自为政的分封王安排就是人人绝不想平起平座了。更别提义军们平均，平等理念是否深入自己骨髓，更质疑其均等化的纲领，仅为权益之计，甚不合时适。甚至认为根本没有革命的意义。
近代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平权，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但经过70年的变异，说穿了，一个是官僚统治阶层统治下的人民，在日用品极端匮乏的岁月，上层享受着丰盈物品供应。下层人却过着天天排长队买必需生活品的苦日子。尽管苏共们从官样字面上，根本不承认差别，层次化金字塔样的的社会模型。实际上变成了铁幕遮掩下的有旧模样。结果，苏共遭到人民唾弃，将位置让给了真实的社会模型。
中国最幸运的是，在走过一段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一大二公，出工不出力，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置使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解散了，一齐吃公家饭的大食堂，使农民分得了自留地，享受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生存权。农业工业恢复了发展状态。人们有了饭吃，后仅坚持了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集体组织，把农民紧紧地同生产队捆绑在了“分分社员的命根”上，农民依然难以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邓小平一复出，农民获得再一次的解放， 自个的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在短短的五年中，彻底做到了丰衣足食。农民的自由，又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大量、充足、廉价的劳动力，有力的推动着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实事求是地说，我党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句话是我们党自我修复的体现。相比苏联共产党一条道走到黑的本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不知有多么多英明和伟大。首先我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承认阶级，也承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更承认历史发展阶段性。邓小平同志坚守“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承认差别。又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选进的经营理念，尊重个性，尊重以家庭为主体的参与市场商品生产的历史地位。城市充分私有化、商品化。农村承包制使用权60年不变，通俗地说：谁想怎么经营就怎么经营，想在什么地方干就在什么地方干，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习总书记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社会化大生产，资源由市场配置。人人参与市场，人人进行创新创造，一条就是守法，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
按照行政管理学原理（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社会的目的不是推翻历史进程的社会模型，而是要完善其管理模式。就要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价廉政治管理体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企图跨越原有的物质存在基础，去设计新花样是错误。发展才是硬道理，没有立足点的发展一定失败。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二百年前就说社会主义的建成是立于资本主义这一物质基础上的。这就是历史的延续性，舍此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如此，这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我们党的重心、注意力都放在了经济改革上了。政治体系改革多多少少被忽视。依旧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机制，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政府则变得越来越富有，也就是说，不差钱。此情此景下，政府层面的工作人员，也在权力中和经济社会大富大贵大款们进行财富攀比。其私欲在权位的模型中肆虐。如给钱乱办事，不给不办事，，批条子打电话，甚至插手工程项目，一切的一切全都为了当官要致富，钻政策的空子，搞变通，想方设法捞外快。搞“四风”，耍权术、立山头、会上一套、会下一套、见什么人都有一套，离了党的位，出了格，尽管门头上堂而皇之悬着«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桌上摆着五星红旗，会上宣誓信誓旦旦，骨子里早已被金钱美色浸的透透的。什么信念，信仰，理想，群众都化作会议的空谈。种种与党的利益相背的行径，泛滥于上上下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忙权富。一些干部置党的警告而不顾，为了钱可以把黑的说成是白的 ，把善的说成是恶的，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宣传，不鼓动，不执行。使得中南海的好政策被蓬架在顶层 ，群众得不到阳光雨露的滋润。所谓的中梗阻，就是慵懒散权者造就的。
江海横流，泥沙俱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敢于举旗迎浊。从两个方面进行整肃，一是迎难而上，打老虚，拍苍蝇，这是他律。教育警示先行，提倡“三严三实”以期教育一大片，扼救许多人。他律自律双管齐下，试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症在身的层级干部，要痛改前非，也需要时日，而且需有一个绿色通道，什么是治病通道呢？习近平在福东履职时。就提出救治方法，（1988年宁德会上）“四下基层”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目的一个，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亲身体验到群众疾苦。以此祛除“干部官僚病”。
有人听吗？有人信吗？谁听谁信？时代雷锋，时代焦裕禄式觉悟者听、信。谁听谁受益，周永康类肯定不听，怎么办？下地狱。干部愿意贴近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接地气吗？如果观念依旧，思维不变，以利己本性来说，是一万个委屈，一百个不愿意。试想辛辛苦苦读书上学求功名，从科员到科长，升处长、局长，升来升去升到底层。接地气，意味着和群众厮混，是什么滋味？寻常里衙门一坐威风凛凛。吆三喝六八面威风，权仗一点黄金万两，算盘一拨金钱多多。当然以上表现，仅留历史，今天就不一样了。反四风，整作风，改行风，夕日风光不在，黄粱美梦，邯郸学步，是不能趋了。周边村，村干部已经倒了血晦，进了号子。
怎么办？有病没关系，只要痛改前非，回头是岸，要作正人君子很容易，下基层，还要四下基层。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端着个官大架子，腰上再拴着根扁担横着，脖子上挂个救生圈，就是想下去也难。像令计划，官至中央秘书长，他就不想下去，在权力围城里，受着鲜花、掌声的拱卫。高高在上，想入非非，一直想到耻辱柱上。因为他从不把民间疾苦当回事，更不知民之所求，民之所要，只沿着自以为的官富的轨道高速行驶，前面路断了，他浑然不觉，栽了大跟头。要说，他也下了基层。下到山西省将弟弟令政策这颗毒树种了下去。而且很是旺盛，使得山西省政坛集体塌方。说对了，他们下基层决不是党要求的下基层，而是危害一方的犯罪行为。正派干部杨贵下林县，修了一条红旗渠。焦裕禄下兰考，给没吃没喝连逃难的力气都没有的一双孤寡老人送去救命粮。许多援藏干部如孔繁森下到西藏当了救命的“活佛”。下基层决不是做样子走马观花，欣赏乡野新鲜感，而是要做出干实事、干正事让群众感到党的温暖，看到风清气正和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实的利益。笔者也有下基层的体验。作为工作队员，在三李南顶生产队，当年工分值10分仅值0.25元。我就给老队长提议，今年底要把工分值提高到1元。他听后直挠头，看样子是在说我有点疯。我说：咱队原来磨耐火土磨机闲着，再说李付选、马群都跑过外交，咱队有粉条、绿豆，让带出去卖耐火土，他们俩都是不好劳动的懒人，出工不出力，但他俩是卖耐火材料的人才？他听后点头称是。年终一结算，一个工值10分分配1元钱，而且还有盈余。以此我在群众中的威信大长。
当然今天已不可同日而语。凡工作或下基层的同志真正体谅群众疾苦，加上自己的专长，只要躬身下问，都会做出贡献。
侯寨社区为了发挥团队集体力量，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虽在基层，但也不能说把实践这本无字书弄通了弄明白了。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谦虚、隔着骄傲、不愿再到群众中去，而自寻烦恼。
2015年9月28日社区党支部召开了周工作督导会。在会上党支部书记强调：‘三严三实'的要求是。修身要实，修身的含义，是指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干部，既然坐在了公职的位置上，就要负起利公的‘有所追求'，如若照着个人致富发财的老路走，实行做官经商两不误。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离经叛道，这样脚踏两只船是党的纪律，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就社会自由人而言，经商谋利，是一种法律所准许的正当行为。一旦结束自由，进入到公共权利组织，因为你追求的是全民大局利益，‘必有所失’，必须放弃自由人的个人利益要求，若拿着权柄谋私利，所得利益纯属不当，而且从此成为组织的的叛逆，沦为犯罪分子。像一些拆迁村干部，就是在公私不分的思想指导下变得不仑不类了。说实话，做党员、当干部，本身就是吃亏。没人请你进来吃亏，是自己的自愿，没人强迫。入党时填的表叫«志愿表»当干部时的誓言，就是献身的承诺。百姓还要讲求诚信，不欺不诈，选举前好话说尽，一上台就变，如果这个样子，别说干部资格，连做人的资格都值得质疑。怎么能担当得起大任呢？
习近平同志在1989年时，就已经对此类思想做出过尖刻的批评。他讲：‘党政机关是否保持廉洁，关系到党的存亡和人心向背，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命运…… ' 为了组织的统一与严谨，步调一致，廉洁高效，组织一定要求组成成员个人‘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谁忽视了这一点，就会被政治纪律所制裁，必然被组织剔除出去。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这一条恐怕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美国总统怎么样？照样会被追纠。习近平又说：‘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利益问题上，拿来主义要不得，不能图实惠，谋私利。”党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的说：“少数人为了一已私利，利用公权力，挖多数人的利益，这样的行为叫侵害，一 二 三别人可以忍耐，四 五 六时，就要积累成群众的仇视心理。蒋介石利益集团上下都搞厚黑学那一套，搞闻一多先生所揭露的 ‘万税，万税，万万税!'民脂民膏那一套，得罪人多了，也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事物是辩证的，老百姓吃了亏，上了当，一来二往，群众心理上的痛苦就要转化为仇恨，当官不想着吃亏，尽想千方百计多弄俩，如此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你说蒋介石不逃到台湾，谁去。
干工作不是玩把戏，弄魔术。而是要严于修身，修身就是把利已变到利他，利公家。克服欲望和利已之心，清理掉私心这一垃圾，改掉存在的病症。轻装上阵，不能凡事有利自己的事抢着，遇到不利已的公务推三阻四的不干，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严于修身。
严于用权，应知道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是选民给的，这应是干部具备的常识。罗沟村的原村长，错将公权当家权。搞家天下，不分公私，不分你我，把自个当作党组织的化身，一个人拍脑袋决策，把个体当组织，以私划圆，损公利己，脱离组织监管。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说了算呢？紧急情况下，果断临机处置，事后回报也是允许的。在和平年代时间充余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体服从组织。何况你是在利用公权力去谋私，怎么不能变成腐败分子呢!
律已，在公务活动中应当一马当先，在利益，荣誉面前应退避三舍。作为干部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在利益面前要先人后己，严己宽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垂范，达到‘寸心不味，万法皆明'的境界。洁身自好，当好榜样，正人先正己，多为群众谋，不为自己想。奉公而舍己。这就是律己。三严做到了，‘三实'就贯通了，谋事呀!做人呀！创业呀！就不成问题了。
要为人师，先当学生。一个人的职务是机遇造成的。至于道德，利他的品质是学习实践后才可获得的，职务高并不证明你的素质就高，相反，凡有机会进入公职领域的人，公职往往是在消耗你一生积累的资本，如果不继续充电，不去接受新事物，不研究新问题，到了当官时只能变成无知的愚蠢者。甚至在物欲的诱惑下，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令计划，令政策们的山西邦，西山派，变成了垃圾，聪明吗？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时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今天拿他所描给人分两类的情状，相较，做官的党员干部应是谋道义的人，所以谋私利的思想就不是正当的。谋私逐利只能是老百姓可以做，官商两道，不仅历史上是这样厘定的，现代体制下，也更应是这个样子。不乐意吃这个‘官'亏的人，请自动出局。
郭伯雄，徐才厚们出局很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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