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杜甫应官在京城长安，大概见到无居无房者太多了，甚至他—杜工部小耳之吏，也难以买得起寸金寸房者的居所，这才感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至于他后来是否有乔迁新屋之喜，今人不得而知。但依据德国哲人尼采说：“极度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唯有此种痛苦，才强迫我们大彻大悟”的原理，史实并未实现他为官一任，购房一处的理想。从现在巩义市杜甫故居的老窑宅看，实难比相邻的康百万大庄园之铅华富贵，可以大胆推断，昔日咱们的杜工部是个居无定所的“寒士”。至多也是个官方寓所的蜗居者，不过如此。所以想见，自古一屋难求就是城里人的难题与忧虑。

笔者父亲的爷爷，生于清代末期，从他起，数代人都居住在土窑洞过活，以农耕专事，实行农获积累，等了三代人终于积足了近百亩田地，生活才有了根本性改观。才想起建设一处，四合院带门楼的大宅。恰适清廷缺银两，为显耀门庭，，以谷捐官，购得一“监生”员外郎。一袭官服制式一套。大袍前后补，顶戴花翎，低品极第，又补为郑州县第四区娄河段段长。行走于乡里。居此和皇上挂上了钩，成了乡绅。于是起屋建宅，五脊六兽立顶，屋檐龙头龙须张望四方。成了村子里的大宅门、富户。这宅院从外来看，青砖青瓦，很是气派。但至1969年水库搬迁，一拆，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是青砖砌，内多是石渣，露着石灰墙。这就是那个时候大宅院实质。

这些富丽堂皇的官居，与今天的民房相比，也难企及，无论牢固度，还是豪华。

时今乡下，没钱不说，稍微得富，一起屋，就是三层，要不是限高，楼层早已飞上五六层了。都市村庄三十年前，在经济的催促下，房子一个劲往上窜。建房现如今早已失去了“住”的目的，而成了投资、增值。我们这地方虽离都市仅十二公里，暂时来不了跑马圈地的开发商，但乡亲们也不急，眼见新屋不愁客，多少会摸俩现钱，钱多的钱少的户，都会把二分宅基地，做投资的立足点，哪怕是几十年积攒或借，都一心一意要建楼。因为这是防止钱币贬值的最有效方法。笔者所在村一共才60多户的人家，竟有二十户申请建房。乡村盖房热，虽然风生水起，没其他思念，主要担扰变化，最近经过村主事者，宣传，只要符合《宪法》会得到始终如一保护的，这样一来，想建房的后者，不再恐慌和游移不定的犯愁了。

我在这远郊偏僻的村落转了转，繁荣的热浪扑面而来，一处处建房，起屋的浪潮正在兴起，尽管气温高达38℃，但包建的劳动者，在砌墙的岗位上，并没停歇，当问到建楼主人郭国欣时，他乐哈哈的说：“钱存银行，抵不住贬值，盖房可以得活钱。”

从这一意义上讲，农民建房起屋，应超出仁人志士，关怀“寒士”之意义，更多的彰显的是一个伟大时代，草根们的“俱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