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寨社区在早年担任过民办教师及六十年代初下放到各学校任教的公办教师，从3月1日起，依照郑州市二七区政府对这部分教师的工龄的认定，实施养老补贴的精神，开始了申请补贴的认证工作。

    侯寨社区的领导十分重视，要求各组长和村民代表通知到原民办教师及六十年代初下放到各学校任教的公办教师本人。因此事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申办的积极性十分高涨，并对照文件的要求，开始了寻找昔日的同事和学生的艰难求证之路。

    求证之路之所以困难如山，是因为这些人在60年代时早已离开了他们心仪的教学岗位，其中的痛苦、悲伤、留恋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1960年到1979年这个时代，正是我们的国家处在一种七分天灾、三分人祸的悲壮年代。自从1958年“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被实行的农村，使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之三农，走进了“一大二公”的所谓全民一家的大集体时期。在“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夸大其词的鼓动下，霎时快步进入“共产主义”之风，风靡城乡。吃大食堂成为时髦，人力资源、粮食资源，空前浪费。又恰逢自然灾害，使原来想象美好的农民，深受缺粮断炊之苦。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加紧催促还贷还债，使得中国陷入到了一个空前的内忧外患的窘地。那时人民拥戴热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等紧衣缩食，毛泽东做为一国之领袖深感忧虑，曾自我约束地坦承：“三个月不吃肉。”可见，当时中国困难之大，农民之艰辛，是今天年轻人难以想象和揣摩的。

    所以说当时“精兵简政”之政策，势在必行、快行。做为当时的许多公办教师离职离岗成为形势之必然。是的，一些人被下放了，一些人被迫离开他们热爱的教学岗位，走向农村，支援农业成为了他们别无选择的唯一生存之道。

    笔者在前几年曾接待过一位七十多岁的原公办教师郭樊英老人，当她提及当老师的事时，一脸的自豪与兴奋，但当拿出当年校方所给的“下放证”时，几乎哽咽起来，脸上布满了惆怅与痛苦。她泣不成声地说:“我怎么那么没材料？数年的寒窗，赢得了一纸文凭，当了小学教师。没想到却来了个60年……..看着与自己同龄人都拿了不菲的退休金颐养天年，而自己只能是个农民身份…..我的人生价值和梦想，看来只能成为终身遗憾了。”听罢，让人无能为力，也深表同情，只得劝慰一番。在此今天我可以告慰郭樊英老人，党没有忘记您，国家人民也没有忘记您，过去躬耕过的园丁，尽管您去了，但更多像您一样的老人，今天终于得到了切实的实惠与关怀，这不下放的公办老师正在认证即将到来的眷顾。

    岁月蹉跎，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后在“再难不能难学校，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感召下，尽管大集体时走出学校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当地的学校当起了民办教师，但由于历史的各种变迁，他们中的一些人背离了学校。今天他们赶上了好时候、好时代、好领导。从这里出发去寻找昔日教育的铅华与凝重。在求证路上并不平坦，一些故友、同事、学生，早已是物是人非，难以寻觅。但这些老人不仅仅是在寻求政府的惠民政策，更重要的是在找回青春的自豪、自信，曾经的师道尊严及做老师的体面。

    求证之路并不畅行，一些人证已逝去，一些人也已远走他乡。当问起下放教师刘慧敏老太太时，她无奈地说：“嗨！这么多年了，找人证、查档案，下来不跑个十趟八趟办不成事，再说了，记忆力太差，当年熟悉的人，见面认识，提名记不住了，档案早没了踪影了，你说啥办法呢？….”但是社区村、组干部都积极的帮她认证，还算没费事儿，都安慰老人说：“老奶奶，别担心，需要社区出面，我们绝不含糊……”

    社区主任特别强调：凡是人证、物证齐全，没差错，实事求是的，我们一定不误事。请注意：申报截止日期是3月底。

 

 

                                                        侯寨社区通讯员：郭铁汉

                                                        2013年3月20日